加密基金会模式的终结:迈向更高效的区块链治理

加密基金会曾是推动区块链行业发展的关键工具,但如今已成为发展的最大阻碍。随着新的监管框架出现,行业迎来了难得的机会,可以抛弃加密基金会模式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转而采用更加明确和可扩展的机制来重建生态系统。

加密基金会模式最初源于早期创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主义,旨在作为网络资源的中立管理者。但随着时间推移,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初衷:

1. 监管测试导致创始人不得不放弃或模糊对自有网络的参与。
2. 项目方将其视为实现去中心化的快捷方式。
3. 沦为规避监管的工具。

加密基金会模式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

1. 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2. 无法实现规模化增长
3. 形成新的中心化控制

随着基于控制权的新监管框架出现,加密基金会的分离假象已不再必要。新框架鼓励创始人移交控制权,同时提供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标准。

支持者认为加密基金会能更好地协调通证持有者利益,但实际上缺乏营利动机使其缺少清晰的反馈机制和问责制。相比之下,企业架构内生问责机制,受市场规律约束,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

加密基金会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也面临诸多限制,无法开展某些有利于网络发展的商业活动。这种结构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效率低下。相比之下,受市场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生态。

加密基金会还造成了显著的运营效率损失。为满足形式上的分离要求,不得不将原本高效协作的团队人为割裂,阻碍了开发进度和协同效率。

更严重的是,许多加密基金会已演变为掌控网络关键权限的集权主体,缺乏对通证持有者的实质问责。这种架构与新兴法规愈发抵触,后者鼓励链上可问责的体系。

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常规开发公司将成为网络持续建设的更优载体。公司能更高效地配置资本、吸引人才、响应市场。

为确保激励协同,可采用以下工具:

1. 公益公司(PBC)架构,平衡营利与公共利益
2. 网络收益共享机制
3. 基于里程碑的代币归属机制
4. 与DAO签订保护条款
5. 程序化的激励体系

两种新兴方案DUNA和BORG为实施上述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效路径。DUNA赋予DAO法律地位,BORG则提供链上治理工具。

加密基金会曾引领行业度过监管寒冬,但其价值已趋边际化。新的时代需要真实的治理、实质的协同和系统化的运作。加密行业需要构建具备真实激励、问责和去中心化的可扩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