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基金会的终结：迈向更高效的区块链治理模式

加密基金会曾是推动区块链网络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然而,随着行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成为阻碍进步的因素。在去中心化进程中,加密基金会带来的问题远多于贡献。

随着美国国会新的监管框架出台,加密行业迎来了摒弃加密基金会模式、建立更加高效治理机制的机会。本文将分析加密基金会模式的起源与缺陷,并论证如何用常规开发公司取代加密基金会架构,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企业制度在资本配置、人才吸引和市场响应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实现规模化增长和实质性影响的必由之路。

对于一个致力于挑战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和政府体系的行业来说,仅仅依靠利他主义、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产生真正的规模效应。加密行业要实现其承诺,就必须摆脱已经不再适用的结构性束缚。

加密基金会的历史使命与局限性

加密基金会模式源于早期创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作为中立的网络资源管理者,通过持有代币和支持生态系统发展来避免商业利益的干扰。理论上,这种模式最能实现可信的中立性和长期的公共价值。客观来说,并非所有加密基金会都失败了。例如,以太坊基金会在严格的限制下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推动了网络的发展。

但随着时间推移,监管动态和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加密基金会模式偏离了初衷:

1. 监管测试困境。"基于开发行为的去中心化测试"使情况复杂化,迫使创始人放弃或模糊对自有网络的参与。

2. 竞争压力下的捷径思维。项目方将加密基金会视为快速实现去中心化的工具。

3. 规避监管的通道。加密基金会沦为权责转移的"独立实体",实质上成为逃避证券监管的策略。

虽然这种安排在法律对抗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其结构性缺陷已经无法忽视:

1. 缺乏激励协同:没有连贯的利益协调机制
2. 无法实现增长优化:结构上无法实现规模扩张
3. 控制权固化:最终形成新的中心化控制

随着国会提出基于控制权的新框架,加密基金会的分离假象已不再必要。新框架鼓励创始人移交控制权,同时继续参与建设,并提供了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标准。

在这种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行业终于可以摒弃权宜之计,转向更可持续的架构。加密基金会曾经履行了其历史使命,但已不再是未来发展的最佳工具。

加密基金会激励协同的神话

支持者声称加密基金会能更好地协调代币持有者的利益,因为它没有股东干扰,专注于最大化网络价值。

但这种观点忽视了组织的实际运作逻辑:消除企业股权激励并未解决利益错配问题,反而将其制度化。缺乏营利动机使得加密基金会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直接问责和市场约束。加密基金会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庇护模式:代币被分配并兑换成法币后,支出与成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机制。

当他人的资金在缺乏问责的环境下被支配时,很难实现效益最大化。

相比之下,企业架构内置了问责机制:公司受市场规律约束。为了盈利而配置资本,财务指标(如收入、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客观衡量成效。当管理层未达到目标时,股东可以评估并施压。

而加密基金会通常被设定为永续亏损运营且无需承担后果。由于区块链网络开放免许可且常常缺乏明确的经济模型,很难将加密基金会的努力和支出与价值捕获联系起来。这使得加密基金会与市场现实脱节,无法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策。

让加密基金会员工与网络的长期成功保持一致更具挑战性:他们的激励不如企业员工强,因为他们的报酬仅由代币和现金组成(来自基金会出售代币),而不是像企业员工那样由代币、现金(来自股权融资)和股权组成。这意味着基金会员工受制于代币价格的极端波动,只有短期激励;而企业员工则享有稳定的长期激励。弥补这一缺陷非常困难。成功的企业能够通过增长不断提高员工福利,而成功的加密基金会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导致激励难以持续,加密基金会员工容易寻求外部机会,产生利益冲突隐患。

加密基金会的法律与经济约束

除了激励扭曲外,加密基金会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也面临能力限制。

从法律上讲,大多数加密基金会无权开发周边产品或从事商业活动,即使这些活动可能显著有益于网络。例如,大多数加密基金会被禁止运营面向消费者的营利性业务,即使该业务可能为网络带来可观的交易量,进而为代币持有者创造价值。

加密基金会面临的经济现实同样扭曲了战略决策:它们承担所有努力的成本,但收益(如果有的话)却被社会化分散。这种扭曲加上缺乏市场反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无论是员工薪酬、长期高风险项目,还是短期表面利好项目。

这不是成功之道。繁荣的网络需要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中间件、合规服务、开发者工具等),而受市场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这些供给。尽管以太坊基金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果没有营利性公司ConsenSys构建的产品和服务,以太坊生态系统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繁荣程度。

加密基金会创造价值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拟议中的市场结构法案(具有合理性)聚焦于代币相对中心化组织的经济独立性,要求价值必须来自网络的程序化功能(如ETH通过EIP-1559机制捕获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和基金会都不能通过链下盈利业务来支撑代币价值,就像FTX曾用交易所利润回购销毁FTT来抬高币价那样。这种中心化的价值锚定机制会引发信任依赖(正是证券的特征:FTX崩溃导致FTT价格崩溃),因此禁止它是合理的;但这也切断了基于市场问责的潜在路径(即通过链下业务创收实现价值约束)。

加密基金会导致运营低效

除了法律和经济约束外,加密基金会还造成了显著的运营效率损失。任何经历过加密基金会架构的创始人都深知其代价:为了满足形式化(常常具有表演性质)的分离要求,不得不拆散高效协作的团队。专注于协议开发的工程师本应与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团队每天协作。但在加密基金会结构下,这些职能被迫割裂。

面对这种架构挑战时,创业者常常陷入荒谬的困境:

• 基金会员工和公司员工能否在同一个Slack频道中?
• 两个组织可以共享发展路线图吗?
• 员工能否参加同一场线下会议?

这些问题实际上与去中心化的本质无关,但却带来了真实的损失:职能依赖方之间的人为壁垒延缓了开发进度、阻碍了协同效率,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承受产品质量下降的后果。

加密基金会沦为集权守门人

加密基金会的实际职能已经严重偏离了初始定位。大量案例表明,加密基金会不再专注于推动去中心化,反而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演变为掌控国库密钥、关键运营职能和网络升级权限的集权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对代币持有者缺乏实质性问责;即使通过代币治理可以更换基金会董事,这也不过是复制了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追索工具更加匮乏。

更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加密基金会的设立需要花费超过50万美元并耗时数月,伴随着律师和会计师团队的冗长流程。这不仅拖累了创新,还为初创企业设置了成本壁垒。情况已经恶化到,现在越来越难找到有经验设立外国加密基金会结构的律师,因为许多律师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执业——他们现在只是作为专业董事会成员在数十个加密货币基金会中收取费用。

综上所述,许多项目陷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治理":代币仅象征网络的名义所有权,而实际掌舵者却是加密基金会及其雇佣的董事。这种架构与新兴的市场结构立法越来越不相容,后者鼓励链上可问责体系(消除控制权),而不是仅仅分散控制权的链下不透明架构(对消费者而言,根除信任依赖远优于隐藏依赖)。强制披露义务也将提高现行治理的透明度,迫使项目方消除控制权,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少数权责不明的人。

更优方案:公司制架构

在创始人无需放弃或隐藏其对网络的持续贡献、只需确保没有人掌控网络的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为更优的架构开辟了道路——一种既能支持长期发展、协调所有参与者激励,又能满足法律要求的架构。

在这种新范式下,常规开发公司(即从概念到实际构建网络的企业)为网络的持续建设和维护提供了更好的载体。与加密基金会不同,公司能够:

• 高效配置资本
• 通过提供超越代币的激励来吸引顶尖人才
• 通过工作反馈循环对市场力量做出响应

公司架构天生就适合增长和实质性影响,不依赖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

然而,对公司和激励协同的担忧并非无理:当公司持续运营时,网络价值增值同时惠及代币和企业股权的可能性,确实引发了现实的复杂性。代币持有者合理地担心特定公司可能设计网络升级方案,或保留特定特权与许可,以使其股权优先于代币价值获益。

拟议的市场结构法案通过其去中心化法定构建和控制机制为这些担忧提供了保障。但确保激励协同仍将是必要的——尤其是当项目长期运作导致初始代币激励耗尽时。由于公司与代币持有者之间缺乏正式义务而引发的激励协同忧虑也将持续:立法既未创设也不允许对代币持有者的法定受托义务,也未赋予代币持有者针对公司持续努力的可强制执行权利。

然而,这些担忧可以被化解,且不构成延续加密基金会模式的正当理由。这些担忧也不要求代币被注入股权属性——即对开发者持续努力的法定索取权——否则将瓦解其区别于普通证券的监管基础。相反,这些忧虑凸显了对工具的需求:需要通过合约化和程序化手段持续协调激励,且不损害执行效能和实质影响。

现有工具在加密领域的新应用

好消息是,激励协同的工具已经存在。它们在加密行业未普及的唯一原因是:在SEC的行为测试框架下,使用这些工具会引发更严格的审查。

但基于市场结构法案提议的控制权框架,下列成熟工具的功效将得到充分释放:

公益公司(PBC)架构

开发公司可以注册或转型为公益公司(PBC),植入双重使命: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追求特定的公共利益——在这里即支持网络发展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