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基金會的終結：邁向更高效的區塊鏈治理模式

加密基金會曾是推動區塊鏈網路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然而,隨着行業的發展,這種模式已經成爲阻礙進步的因素。在去中心化進程中,加密基金會帶來的問題遠多於貢獻。

隨着美國國會新的監管框架出臺,加密行業迎來了摒棄加密基金會模式、建立更加高效治理機制的機會。本文將分析加密基金會模式的起源與缺陷,並論證如何用常規開發公司取代加密基金會架構,以適應新的監管環境。企業制度在資本配置、人才吸引和市場響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是實現規模化增長和實質性影響的必由之路。

對於一個致力於挑戰科技巨頭、金融巨頭和政府體系的行業來說,僅僅依靠利他主義、慈善資金或模糊的使命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才能產生真正的規模效應。加密行業要實現其承諾,就必須擺脫已經不再適用的結構性束縛。

加密基金會的歷史使命與局限性

加密基金會模式源於早期創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作爲中立的網路資源管理者,通過持有代幣和支持生態系統發展來避免商業利益的幹擾。理論上,這種模式最能實現可信的中立性和長期的公共價值。客觀來說,並非所有加密基金會都失敗了。例如,以太坊基金會在嚴格的限制下完成了開創性的工作,推動了網路的發展。

但隨着時間推移,監管動態和市場競爭加劇,使得加密基金會模式偏離了初衷:

1. 監管測試困境。"基於開發行爲的去中心化測試"使情況復雜化,迫使創始人放棄或模糊對自有網路的參與。

2. 競爭壓力下的捷徑思維。項目方將加密基金會視爲快速實現去中心化的工具。

3. 規避監管的通道。加密基金會淪爲權責轉移的"獨立實體",實質上成爲逃避證券監管的策略。

雖然這種安排在法律對抗時期有其合理性,但其結構性缺陷已經無法忽視:

1. 缺乏激勵協同:沒有連貫的利益協調機制
2. 無法實現增長優化:結構上無法實現規模擴張
3. 控制權固化:最終形成新的中心化控制

隨着國會提出基於控制權的新框架,加密基金會的分離假象已不再必要。新框架鼓勵創始人移交控制權,同時繼續參與建設,並提供了更清晰的去中心化標準。

在這種壓力減輕的情況下,行業終於可以摒棄權宜之計,轉向更可持續的架構。加密基金會曾經履行了其歷史使命,但已不再是未來發展的最佳工具。

加密基金會激勵協同的神話

支持者聲稱加密基金會能更好地協調代幣持有者的利益,因爲它沒有股東幹擾,專注於最大化網路價值。

但這種觀點忽視了組織的實際運作邏輯:消除企業股權激勵並未解決利益錯配問題,反而將其制度化。缺乏營利動機使得加密基金會缺乏明確的反饋機制、直接問責和市場約束。加密基金會的資金實際上是一種庇護模式:代幣被分配並兌換成法幣後,支出與成效之間沒有明確的關聯機制。

當他人的資金在缺乏問責的環境下被支配時,很難實現效益最大化。

相比之下,企業架構內置了問責機制:公司受市場規律約束。爲了盈利而配置資本,財務指標(如收入、利潤率、投資回報率)客觀衡量成效。當管理層未達到目標時,股東可以評估並施壓。

而加密基金會通常被設定爲永續虧損運營且無需承擔後果。由於區塊鏈網路開放免許可且常常缺乏明確的經濟模型,很難將加密基金會的努力和支出與價值捕獲聯繫起來。這使得加密基金會與市場現實脫節,無法做出艱難但必要的決策。

讓加密基金會員工與網路的長期成功保持一致更具挑戰性:他們的激勵不如企業員工強,因爲他們的報酬僅由代幣和現金組成(來自基金會出售代幣),而不是像企業員工那樣由代幣、現金(來自股權融資)和股權組成。這意味着基金會員工受制於代幣價格的極端波動,只有短期激勵;而企業員工則享有穩定的長期激勵。彌補這一缺陷非常困難。成功的企業能夠通過增長不斷提高員工福利,而成功的加密基金會卻做不到這一點。這導致激勵難以持續,加密基金會員工容易尋求外部機會,產生利益衝突隱患。

加密基金會的法律與經濟約束

除了激勵扭曲外,加密基金會在法律和經濟層面也面臨能力限制。

從法律上講,大多數加密基金會無權開發週邊產品或從事商業活動,即使這些活動可能顯著有益於網路。例如,大多數加密基金會被禁止運營面向消費者的營利性業務,即使該業務可能爲網路帶來可觀的交易量,進而爲代幣持有者創造價值。

加密基金會面臨的經濟現實同樣扭曲了戰略決策:它們承擔所有努力的成本,但收益(如果有的話)卻被社會化分散。這種扭曲加上缺乏市場反饋,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無論是員工薪酬、長期高風險項目,還是短期表面利好項目。

這不是成功之道。繁榮的網路需要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生態系統(中間件、合規服務、開發者工具等),而受市場約束的企業更擅長提供這些供給。盡管以太坊基金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如果沒有營利性公司ConsenSys構建的產品和服務,以太坊生態系統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的繁榮程度。

加密基金會創造價值的空間可能會進一步縮小。擬議中的市場結構法案(具有合理性)聚焦於代幣相對中心化組織的經濟獨立性,要求價值必須來自網路的程序化功能(如ETH通過EIP-1559機制捕獲價值)。這意味着企業和基金會都不能通過鏈下盈利業務來支撐代幣價值,就像FTX曾用交易所利潤回購銷毀FTT來抬高幣價那樣。這種中心化的價值錨定機制會引發信任依賴(正是證券的特徵:FTX崩潰導致FTT價格崩潰),因此禁止它是合理的;但這也切斷了基於市場問責的潛在路徑(即通過鏈下業務創收實現價值約束)。

加密基金會導致運營低效

除了法律和經濟約束外,加密基金會還造成了顯著的運營效率損失。任何經歷過加密基金會架構的創始人都深知其代價:爲了滿足形式化(常常具有表演性質)的分離要求,不得不拆散高效協作的團隊。專注於協議開發的工程師本應與業務拓展、市場推廣團隊每天協作。但在加密基金會結構下,這些職能被迫割裂。

面對這種架構挑戰時,創業者常常陷入荒謬的困境:

• 基金會員工和公司員工能否在同一個Slack頻道中?
• 兩個組織可以共享發展路線圖嗎?
• 員工能否參加同一場線下會議?

這些問題實際上與去中心化的本質無關,但卻帶來了真實的損失:職能依賴方之間的人爲壁壘延緩了開發進度、阻礙了協同效率,最終導致所有參與者承受產品質量下降的後果。

加密基金會淪爲集權守門人

加密基金會的實際職能已經嚴重偏離了初始定位。大量案例表明,加密基金會不再專注於推動去中心化,反而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控制權——演變爲掌控國庫密鑰、關鍵運營職能和網路升級權限的集權主體。在大多數情況下,加密基金會對代幣持有者缺乏實質性問責;即使通過代幣治理可以更換基金會董事,這也不過是復制了公司董事會的委托代理問題,而且追索工具更加匱乏。

更大的問題在於:大多數加密基金會的設立需要花費超過50萬美元並耗時數月,伴隨着律師和會計師團隊的冗長流程。這不僅拖累了創新,還爲初創企業設置了成本壁壘。情況已經惡化到,現在越來越難找到有經驗設立外國加密基金會結構的律師,因爲許多律師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執業——他們現在只是作爲專業董事會成員在數十個加密貨幣基金會中收取費用。

綜上所述,許多項目陷入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影子治理":代幣僅象徵網路的名義所有權,而實際掌舵者卻是加密基金會及其僱傭的董事。這種架構與新興的市場結構立法越來越不相容,後者鼓勵鏈上可問責體系(消除控制權),而不是僅僅分散控制權的鏈下不透明架構(對消費者而言,根除信任依賴遠優於隱藏依賴)。強制披露義務也將提高現行治理的透明度,迫使項目方消除控制權,而不是將其委托給少數權責不明的人。

更優方案:公司制架構

在創始人無需放棄或隱藏其對網路的持續貢獻、只需確保沒有人掌控網路的情況下,加密基金會將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這爲更優的架構開闢了道路——一種既能支持長期發展、協調所有參與者激勵,又能滿足法律要求的架構。

在這種新範式下,常規開發公司(即從概念到實際構建網路的企業)爲網路的持續建設和維護提供了更好的載體。與加密基金會不同,公司能夠:

• 高效配置資本
• 通過提供超越代幣的激勵來吸引頂尖人才
• 通過工作反饋循環對市場力量做出響應

公司架構天生就適合增長和實質性影響,不依賴慈善資金或模糊的使命。

然而,對公司和激勵協同的擔憂並非無理:當公司持續運營時,網路價值增值同時惠及代幣和企業股權的可能性,確實引發了現實的復雜性。代幣持有者合理地擔心特定公司可能設計網路升級方案,或保留特定特權與許可,以使其股權優先於代幣價值獲益。

擬議的市場結構法案通過其去中心化法定構建和控制機制爲這些擔憂提供了保障。但確保激勵協同仍將是必要的——尤其是當項目長期運作導致初始代幣激勵耗盡時。由於公司與代幣持有者之間缺乏正式義務而引發的激勵協同憂慮也將持續:立法既未創設也不允許對代幣持有者的法定受托義務,也未賦予代幣持有者針對公司持續努力的可強制執行權利。

然而,這些擔憂可以被化解,且不構成延續加密基金會模式的正當理由。這些擔憂也不要求代幣被注入股權屬性——即對開發者持續努力的法定索取權——否則將瓦解其區別於普通證券的監管基礎。相反,這些憂慮凸顯了對工具的需求:需要通過合約化和程序化手段持續協調激勵,且不損害執行效能和實質影響。

現有工具在加密領域的新應用

好消息是,激勵協同的工具已經存在。它們在加密行業未普及的唯一原因是:在SEC的行爲測試框架下,使用這些工具會引發更嚴格的審查。

但基於市場結構法案提議的控制權框架,下列成熟工具的功效將得到充分釋放:

公益公司(PBC)架構

開發公司可以註冊或轉型爲公益公司(PBC),植入雙重使命: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追求特定的公共利益——在這裏即支持網路發展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