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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聯準會,是 1971 年的尼克松,兩年後美國進入滯脹時代
撰文:葉楨
來源:華爾街見聞
特朗普正用一條條推文威脅聯準會的獨立性,而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聯準會,要追溯到 1971 年,美國大滯脹時代的前夕。
1971 年,美國經濟已經面臨「滯脹」困境,失業率達 6.1%,通脹率突破 5.8%,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擴大。爲爭取連任,尼克松總統對時任聯準會主席伯恩斯施加空前壓力。
白宮記錄顯示,1971 年,尼克松與伯恩斯互動次數顯著增加,特別是在 1971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兩人每季度的正式會晤達 17 次,遠超常規溝通頻率。
而這種幹預在政策操作層面表現爲:當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初的 5% 驟降至年末的 3.5%,M1 貨幣供應量增速達到二戰後的峯值 8.4%。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全球貨幣體系劇變的這一年,伯恩斯對政治的妥協爲後來的「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 1979 年後保羅·沃爾克大幅加息才得以解決。
伯恩斯也因此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今天的鮑威爾,絕不想重演伯恩斯的命運。
伯恩斯的妥協:政治利益壓倒價格穩定
1970 年,尼克松親自提名阿瑟·伯恩斯擔任聯準會主席。伯恩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曾是尼克松競選時的經濟顧問,兩人私交甚篤。尼克松對伯恩斯寄予厚望——不是作爲貨幣政策的把關人,而是作爲政治戰略的「配合者」。
當時,尼克松面臨在 1972 年大選中爭取連任的巨大壓力,而彼時美國經濟尚未完全從 1969 年衰退中恢復,失業率高企。他急需一波經濟增長,哪怕是靠「放水」制造的虛假繁榮。
於是,他不斷向伯恩斯施壓,希望聯準會降息、增發貨幣,以刺激增長。白宮內部錄音記錄了尼克松和伯恩斯的多次對話。
1971 年 10 月 10 日,在橢圓形辦公室中,尼克松對伯恩斯說:
「我不想就這麼下臺(I don『t want to go out of town fast)……如果我們輸了,這將是華盛頓最後一次由保守派執政。」
他暗示如果自己連任失敗,伯恩斯將面對一個由民主黨人主導的未來,政治氛圍將徹底改變。面對伯恩斯試圖以「銀行體系已經很寬松」爲由拖延更多寬松政策,尼克松直接駁斥:
「所謂的流動性問題(liquidity problem)?那就是廢話(just bullshit)。」
不久後,在一次電話中,伯恩斯向尼克松報告道:「我們把貼現率降到了 4.5%。」
尼克松回應道:
「好,好,太好了(Good, good, good)……你帶着他們往前衝,你一直都是這樣做的(You can lead 』em. You always have. Just kick 『em in the rump a little)。」
尼克松不僅在政策上施壓,在人事安排上也明確表態。1971 年 12 月 24 日,他對白宮辦公廳主任喬治·舒爾茨說:
「你覺得我們對阿瑟的影響差不多夠了嗎?我是說,我還能對他施加多大壓力?」
「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叫進來(If I have to talk to him again, I』ll do it. Next time I『ll just bring him in)。」
尼克松還強調,伯恩斯無權決定聯儲理事會的人選:
「他得搞清楚,這跟首席大法官伯格一樣……我不會讓他選自己人(I』m not going to let him name his people)。」
這些對白來自白宮錄音,清晰地展示了美國總統對央行主席的系統性施壓。而伯恩斯也的確「照做」了,並用一套理論爲自己的做法辯護。
他認爲,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對於抑制當時的通貨膨脹是無效的,因爲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聯準會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工會、食品和能源短缺以及歐佩克對油價的控制。
1971 年到 1972 年,聯準會降低利率、擴大貨幣供給,推動經濟短暫繁榮,也幫助尼克松實現了連任目標。
但這場「人爲制造」的經濟繁榮的代價很快顯現。
繞過聯準會的「尼克松衝擊」
盡管聯準會是貨幣政策執行機構,但在 1971 年 8 月尼克松宣布「暫停美元與黃金兌換」這一決定時,並未顧及伯恩斯的反對。
1971 年 8 月 13-15 日,尼克松召集 15 名核心幕僚在戴維營舉行閉門會議,包括伯恩斯、財政部長康納利和時任國際貨幣事務副部長沃爾克。
會議中,盡管伯恩斯最初反對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但在尼克松強大政治意志下,會議直接繞過聯準會決策程序,單方面決定:
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暫停外國政府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權利;
實施 90 天工資和物價凍結,遏制通脹;
對所有涉稅進口商品徵收 10% 附加稅,保護美國產品免受匯率波動影響。
這被稱爲「尼克松衝擊」的一系列舉措,打破了 1944 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根基,黃金隨之暴漲,全球匯率體系瓦解。
起初,工資物價管制短期內抑制通脹,1972 年美國通脹被壓制在 3.3%。但到了 1973 年,尼克松解除了價格管制,而此時美元大量流通、供需失衡的後果迅速顯現。再加上同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物價開始暴漲。
美國經濟隨即陷入罕見的「雙殺」局面,1973 年通脹率達到 8.8%,1974 年更高達 12.3%,失業率也持續上升,形成典型的滯脹格局。
這時,伯恩斯試圖重新收緊貨幣政策,卻發現自己早已失去公信力。
他對政治妥協和非貨幣措施的依賴爲「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 1979 年後保羅·沃爾克上任,並以極端加息政策徹底「壓制」通脹,聯準會才重新獲得獨立威望。
鮑威爾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伯恩斯任期留下年均 7% 的通脹率,並削弱了聯準會信譽。
聯準會內部文件與尼克松錄音顯示,伯恩斯將短期政治需求置於長期價格穩定之上,他的任期成爲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反面教材。
有財經評論人調侃道:
「伯恩斯沒有行騙,也沒有殺人,甚至不是戀童癖……他犯下的唯一罪行是——在通脹完全控制住之前就降息了。」
相比之下,伯恩斯的繼任者保羅·沃爾克,以 19% 的利率「掐死」通脹,雖制造了劇烈衰退,卻成爲華爾街、經濟史、乃至公衆眼中的終結通脹的英雄。
歷史證明,美國人可以原諒一位導致經濟衰退的聯準會主席,但不會原諒一位點燃通脹的主席。
鮑威爾深知這一點,也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